整个隋唐五代时期，佛堂和寺院星罗棋布。走在路上，就会遇到成群的人前往各大佛堂进香。佛教兴盛，僧人的地位显著，葬塔和墓碑也很多。从现存的唐代墓塔来看，其建造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。它们往往用覆莲作须弥座的装饰，有的则在须弥座上再用仰覆莲承托八角石灯。这些塔葬都有塔铭，其意义跟墓碑相同，但碑面装饰不多，只用于书写铭文，尺寸不大。

佛教界为扩大宣传和影响，也请文人书法家为已故的名僧撰写碑铭，如德美、空藏去世，金紫光禄大夫、侍中于志宁撰文。刘禹锡在《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》一文中透露，智伊俨律师去世后，他的传律弟子中巽、道准，传经弟子圆皎、贞璨，以及门徒圆静、文外、惠荣、名素、存政等人，“欲其师之道广且远，故咨予乞词”，因而为之作碑铭。

在唐代，女性出家人很多，据载唐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 736），全国的比丘尼数为 50576。比丘尼是对妇女出家受具足戒者的称谓，俗称“尼姑”。这些信徒的墓碑文撰写大多数都出自亲人之手，较多的是由其父来撰写，或由侄子撰写。还有由夫家人撰写的，如《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》。

从形制来看，在比丘尼墓碑中算是规格最高的。